范国煌曾和友人开玩笑说，如果你想工作轻松一点，你就去找个大公司上班。所以20多年前远渡重洋后，他就一直任职于高校和大公司，专注于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然而，在国外无数个茫茫的夜色里，看着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上的差距，范国煌的内心就会升腾起一种想要回国的冲动，回到中国把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2010年，随着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星星之火”的点亮，范国煌嗅到了机会，毅然决然选择回国。他受邀加入了GSK中国研发中心，负责开发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靶点并管理新药研发团队；后来积累到一定经验后，他又投身到创业浪潮，开启属于自己的新药研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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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没几个人愿意学的核医学

在交大医学院读研究生时，范国煌选择了核医学。它是采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经常与放射性同位素打交道，那时候没几个人愿意学。但范国煌表示，因为自己读初中时，就对物理感兴趣，而核医学是核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专业，应该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1996年从交大医学院博士毕业后，范国煌去了中科院生化细胞所攻读博士后，师从中科院院士裴钢教授学习细胞生物学。在裴教授的教导下，他在全球首次发论文报道钙调蛋白激酶介导的转录因子CREB的活化与阿片类物质成瘾有关，且发现阻断钙调蛋白激酶信号通路能有效治疗成瘾。这一成果获得200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之后，范国煌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分水岭。

1998年，拿到德国洪堡奖学金的他，怀揣着对前沿技术的渴望，去了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从事药理学研究。一年后，他又去了范德堡大学医学院，师从肿瘤生物学系主任Ann Richmond教授，研究肿瘤免疫逃逸的机理以及趋化因子受体在肿瘤发生和转移中的作用。

 

如果说国外的前6年，范国煌都用在了不同学科的学习上。那么进入2004年，他就开始到各高校任职，拉开自己职业生涯的序幕。他拿到的第一个offer，是梅哈里医学院的终身制助理教授。同年，他也在国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健康科学研究所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那时候我就是空中飞人，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因为两个实验室研究方向的不同，所以我一方面在国内做神经系统疾病研究，另一方面则在国外做肿瘤相关研究。”虽然隔着山川海洋，频繁往返于机场，但范国煌却乐此不疲，他的内心正在被某一情结所牵引。

在国外各大高校医学院做研究，让范国煌快速地接触到前沿技术，并在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两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十多年科研时光倏忽而过，虽然足够充实，但范国煌的内心始终蕴含着家国情怀，希望能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做些什么。

2010年，在GSK中国研发中心的邀请下，范国煌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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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实现新药开发情结

一直以来，范国煌有着新药开发情结，希望能将自己所学、所研究的东西，用到真正的新药研发中去。

在GSK的6年时间，范国煌除了负责重大疾病的靶点发现和论证，他率先开展了基于疾病表型的新药筛选。他说，“过去在开发治疗诸如心律失常等单因素疾病方面，基于靶点的药物筛选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都是多因素疾病。如果采用针对单因素疾病的药物筛选，是难以成功的。”

事实证明，表型筛选这一新型药物筛选方法卓有成效。他完成了针对多种疾病的新药筛选并成功地获得候选分子，其中两个候选分子获得FDA临床批件并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回忆起那段经历，范国煌表示：“我系统学习、了解到了新药开发的全过程，掌握了药物研发的一些基本规律，为创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6年，出于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以及受到国内科技创新大环境的影响，范国煌选择了离职创业，成立了艾美斐生物，并于2018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安萌得医药，进行治疗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新药开发。

刚开始创业时，范国煌也曾陷入过是做“双轨”并行还是自主创新的纠结中？纵观国内License-in项目后，他就在思考从外面引进项目，会让公司在短时间内跑到前面，但问题是市场上是否有那么多好项目？经过一番评估后，范国煌与团队高度认为，还是应该走自主创新道路。

“相比于其他创新药企业，我们长期深耕于产业，对疾病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对靶点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我们选择用全球创新的靶点，去开展药物研发，这会产生一定的优势地位。”

在范国煌看来，创新药领域一直讲究首发效应。如果你是全球第一个针对这个靶点做出来的药物，就可能占领80%的市场；但如果你是第二个做出来，占据的市场份额就会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主抓首发，希望针对某个重大疾病的创新靶点开发药物时，能做到全球第一个上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策略。”

之所以范国煌能有如此底气，离不开他在行业里的长期积累。“这些新靶点，并不是一天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早在21年前，我就开始从事肿瘤免疫研究工作，而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我则做得更久。”他进一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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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靶点创新实现全球首发

“用靶点创新实现全球首发，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追求靶点创新，我们更关注的是疾病本身，希望开发出unmet medical needs领域的创新药，真正去填补临床空白。”

范国煌介绍说，公司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中。其中，进展最快的是IPG1094项目，一款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小分子抑制剂，在国内外还未有上市的同类药物。

“IPG1094是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已经有了三大适应症，分别针对新冠肺炎、肿瘤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包括多发性骨髓瘤、胰腺癌、结肠癌、系统性红斑狼疮、牛皮癣、炎症性肠病等病症。”目前，该项目已经处于IND enabling阶段，预计2021年第二季度完成IND 。

IPG1094项目开发思路正是范国煌所说的，用靶点创新实现全球首发。它所用靶点MIF，是范国煌在国外做教授时，就已经在关注，并且做了大量研究。后来，基于对MIF生物学功能的理解，范国煌认为这一靶点可用于肿瘤治疗。

范国煌将该药物称为“下一代”。对此，他解释道：“因为它非常安全，无显著毒副作用。”范国煌认为，这个药物一旦上市，将会颠覆抗肿瘤药物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安全无毒的，所以代表着未来，会成为“下一代”。

除了MIF之外，范国煌手里还有一个全球领先的明星靶点——CCR8。公司目前针对该靶点开发的药物IPG7236，已经进入IND enabling阶段，将在明年初完成IND，比吉利德1.2亿美元收购的JTX-1811项目进展得还快。

“在这一靶点上，我们能走到全球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我在1999年加入范德堡大学肿瘤生物学系时，就开始研究趋化因子受体在肿瘤发生和转移中的作用，发表过30多篇研究论文。而CCR8正是一个趋化因子受体，所以在这项目上，我们扎得也很深，非常有可能实现全球首发。”回首过往，看着自己曾经研究和看好的靶点，正在逐步被行业认可，成为其中的明星分子，这让范国煌颇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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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布局下的新药研发

因为在大公司任职多年，所以即便后来自己创业，范国煌也会把大公司里的一些管理经验，一以贯之用到创业中，比如说数字化管理。

“艾美斐医药在上海启动时，我们就开始抓数字化管理，因为它对新药研发非常有帮助。电子实验记录本晚用一天，就多损失一天。”范国煌还以引进的鹰谷电子实验记录本为例，给笔者讲解了这么做的重要性。

曾经，大家记录实验都是用笔进行手写。虽然纸质易携带，但存在不易查阅、人走经验跟着走、容易造假等弊端。进入2000年左右，很多大公司就开始启用了电子实验记录本（ELN），不仅能追溯源头数据，在涉及专利时提供有力证据；还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完整性，实现永久保存。

范国煌在GSK中国研发中心时，深切体会过ELN的方便和高效。因此，在艾美斐运行之初，他就引进了ELN系统。但范国煌也坦言，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供应商，“后来偶然了解到，鹰谷的创始人也是GSK的新药研发科学家，想着他应该对这套系统非常熟悉。”于是，抱着试用的心态，范国煌选择了鹰谷信息。

“有一次投资人来尽调艾美斐的数据真实性，当他们在办公室就能快速通过电子实验记录本看到所有研发数据时，表示出极大的惊喜和感叹：刚刚起步的Biotech公司居然会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实验数据管理，建立自己的数据资产。后来这家投资公司快速做出了投资我们的决定。”范国煌回忆起这个有趣的小故事。

“在试用的时候，我发现它竟与我在GSK使用的那套系统，有着同等的质量，价格也更合理。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开发新领域，需要系统优化、调整，他们也能立刻满足，售后服务非常到位。”

当然，这些因素以外，范国煌还留有一份小私心，那就是同为GSK出身的创业公司，他愿意支持他们的产品，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和条件，去研发出更好的东西，“我希望看到国内软件厂商的不断壮大，最终实现国产替代。”

结语

创业很难，做创新药更难。但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的不断支持，以及一大批有志之士的加入，整个生物医药产业的世界格局正在被撬动，中国也逐步完成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型，开始大浪淘沙。

而范国煌带领的艾美菲生物正是万千沙粒中的一颗，凭借着20多年的科研积累，独特的研发策略、全球创新的靶点，数字化的管理新模式，不断在新药江湖里崭露头角，待他日实现全球首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化公司。

但前路漫漫，终期未定，对范国煌与团队而言，只有执着向前，专注源头创新，才能有机会开发出具有下一代安全有效的药物，最终将它们送至临床急需的患者手上，为他们谋取生命的刻度，也完成自己的新药情结。